類似的電話或拜訪，通過不同的老領導、老同志乃至一些有影響力的代表委員，在同一天以各種形式，流向了省紀委、省委組織部，甚至更高層面的相關辦公室。
壓力如同多股暗流，悄然匯聚，試圖影響甚至改變調查的航向。
就在各方人士忙著“關懷”與“咨詢”的同時，另一場針對李默的輿論“臟彈”襲擊，也在同步進行。
省紀委信訪室和省委組織部干部監督處的收發室，在接下來的一兩天內，收到了數量異常、來源各異的舉報信。
有些是打印工整、措辭考究的匿名信；有些是手寫的、字跡潦草卻充滿憤怒的控訴；還有些，則通過特殊的郵政渠道或內部交換，直接出現在了某些關鍵領導的辦公桌上。
這些信件雖形式各異，但火力集中：
一方面是慶州“舊賬”被重提并大肆渲染。
信中詳細列舉了李默在慶州擔任常務副市長期間，與方氏集團“異常密切”的互動；方氏集團在慶州的某個高端養老地產項目，在規劃審批時“一路綠燈”；李默調離慶州前，方氏集團曾舉辦“小型送行宴”，“氣氛曖昧”。
信件暗示，李默與這位年輕美貌的女總裁之間存在“超乎尋常的私人關系”，并可能因此在其項目中“給予不正當關照”。
更險惡的是，信件將方氏集團后來在省城的大規模投資，直接與李默的調任掛鉤，影射這是一種“長期利益捆綁”和“權力變現”。
第二方面是省城的“新政”被扭曲為“專斷”與“排除異已”。
舉報信指責李默在省城“大搞一言堂”；推動本土創新基金時，“繞過正常的政府常務會議充分討論”，“強行推行個人意志”；在干部使用上，“搞小圈子”，聽信其“片面之詞”。
信件將李默描繪成一個“剛愎自用”“野心勃勃”“破壞黨內民主團結”的霸道官員。
在其中，最惡毒的是對個人私德的攻擊。
信件含沙射影地指向李默與“省城某位神通廣大、常年隱居但影響力不小的周姓女企業家”的“特殊關系”。
描述他們“頻繁私下會面”，“交往長達多年，關系遠超正常范圍”，并暗示該女性利用這層關系，“插手省城多項重大工程和政策制定”，“為其關聯企業謀取巨額利益”。
這些指控雖然模糊，沒有提供任何實證，卻極其陰險地試圖從生活作風和道德層面徹底摧毀李默的形象。
這些舉報材料，真假摻雜。有些細節，如某些會面時間、項目名稱，確有其事，但被歪曲解讀；更多的則是捕風捉影、惡意捏造。
它們的根本目的并非真的提供有效線索，而是要制造一種“污名化”的濃霧，將李默塑造成一個“自身不干凈”“作風有問題”“權力欲極強”的官員。
一旦這種印象在上級領導和部分干部心中形成，那么他推動的改革、他對“三大金剛”的追擊，就都可能被解讀為“排除異已”“打擊報復”或“掩蓋自身問題”的舉動。
這是一招極其兇狠的“圍魏救趙”，試圖用臟水轉移焦點，從根本上動搖李默的政治合法性和道德優勢。
在政府運作層面，盧令儀勢力的反擊則更加直接和具有破壞性。
原定于周二上午召開的市政府常務會議，氣氛異常。
常務副市長洪建國主持，李默及各位副市長、秘書長出席。
議程上的重頭戲，本是敲定“產業大腦”數據接入的強制性技術標準和本土創新基金首批項目的評審細則，這些都是李默力推的改革關鍵節點。
會議開始后，洪建國先簡單通報了“近期市里發生的一些情況”，語氣平淡，但暗示了“不確定性增加”。
輪到討論核心議題時，財政、發改、科技等相關部門的負責人，一改往日或支持或討論的態度，紛紛表現出超乎尋常的“審慎”。
“數據標準統一是大方向，我們堅決支持?！?/p>
財政局副局長扶了扶眼鏡，“但是，強制要求所有部門、所有歷史系統在一定期限內接入，技術難度、改造成本，還有安全風險，都需要非常非常細致的評估。特別是當前……
一些兄弟部門的主要負責同志不在崗位，協調起來恐怕會更困難，是不是可以考慮一個更長的過渡期，或者分批分類實施？”
住建委的負責人則對基金評審細則中“一刀切”的研發投入門檻表示擔憂：“要充分考慮不同行業、不同發展階段企業的特殊性嘛。
有些傳統企業轉型意愿很強，但歷史包袱重，短期研發投入數據可能不好看，是不是應該有一些綜合考量的彈性空間？現在這個時候，穩定企業信心很重要啊?！?/p>
他們的發言，聽起來都冠冕堂皇，充滿了“穩妥”“周全”“實際情況”等詞匯，但核心就是一個字：拖。
洪建國最后總結：“幾位同志提出的顧慮，確實值得重視。改革要推進，但不能冒進。尤其是在當前比較特殊的時期，各項工作更要穩字當頭。
這幾個議題牽涉面廣，情況復雜，我建議，暫時擱置，由相關部門組成聯合小組，進一步深入調研，廣泛聽取意見，待條件更成熟時再上會審議?！?/p>
“擱置”——兩個字，輕易地將李默努力推動的關鍵政策節點，推入了不確定的迷霧。
這僅僅是開始。
隨后幾天，市政府辦公廳發出的各類工作聯系函、督辦通知，得到的回復要么是石沉大海，要么是充滿官僚主義辭令的“太極拳”。
更嚴重的是對經濟工作的影響。
兩個已經談判多時、接近簽約的先進制造外資項目，外方代表突然委婉表示，需要“重新評估省城的商業環境穩定性和政策連續性”，簽約儀式無限期推遲。
一個重要的基礎設施PPP項目，社會資本方對幾個關鍵條款提出“重新磋商”，理由是“對項目未來的政府履約能力存在疑慮”。
就連一些正在施工的市政工程，也頻頻傳來“管線遷移遇到產權單位阻撓”“施工許可某個附件需要重新審批”等瑣碎卻足以拖延進度的問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