吃過晚飯，我就去了蕭書記家。免費看書搜索： 我的書城網
書記果然沒回，只有凌老師一人在家。
我也不好單刀首入，先聊了幾句家常，發現凌老師心不在焉，就繞著彎子問道：
“書記出差了？”
凌老師這才記起沒泡茶，起身泡杯茶端給我，嘆了一聲：
“天天就圍著公家的事轉來轉去嘛。”
我勸道：“公家的事實在太多了，以前我也是一刻也不停息，總是做不完。現在好了些，上面有個局長，她安排我，我就做，不安排我，我就玩。”
也許凌老師覺得孤單，我又是她的親戚，望著我，終于說了一句真話：
“公家有事也算了，還有人告他的狀。”
我心里并不吃驚，只是印證孟市長沒說假話，便試探著問：
“告什么狀呢？”
凌老師說：“也沒什么。”
我說：“你說給我聽吧，說不定我認識告狀的人，可去做做工作。”
她搖搖頭：“你不認識，很久以前的事了。”
“很久？現在還拿出來告狀，那是有目的啊。”
凌老師說：“是啊。曉東，這個機關院子不平靜啊。”
“你說說，說出來，我也參謀一下。”
凌老師才說了原委：七八年前，那時的蕭市長幫親戚打了個招呼，這個親戚本來是個招聘干部，打了招呼就轉成了正式干部。
后來，親戚就做到了管經財的副鄉長。當了副鄉長，又管財經，就在外面拈花惹草。拈花惹草也就算了，一定要和老婆離婚。
他老婆逼得沒辦法，就向組織舉報她老公貪污公款，一查，確有其事。
縣委書記聽了紀委的匯報，無意中說了一句很平常話——這樣的人是怎么混進干部隊伍中來的？
這個話傳開之后，當時還有幾個人，和我們這個親戚是同一批進的鄉政府，但他們還是招聘干部。
于是，他們紛紛告狀，說我這親戚是有關系，是違規招聘。
這些人在某些人的指使下不斷地告，就慢慢把底子弄清了——你姨父當時打了招呼。
某些人就抓住了把柄，一首告你姨父。
凌老師說完，我心里就清楚了。
那幾個仍然是招聘干部身份的人，不會告蕭書記。
他們告狀的目的就是——別人招干了，自己沒招干，想把事情鬧大，要縣里解決他們的轉干問題。
事情一鬧大，縣委解決不了，就只好向市里反映。能不能作為特殊情況解決那幾個的轉干問題，畢竟這件事涉及到蕭書記，捅開鬧大不好收場。
這時，市里某些人如獲至寶。
某些人并不多，但這個連鎖反應的隊伍特別大。
我打個比喻，僅僅是比喻而己，比如紀委書記覬覦市委副書記這個位子，他想上，如果副書記倒了，他就有希望當上副書記。
只有他能當下副書記，其他常委想著紀委書記的位子。
如果真如此，空出一個常委的位子來，有條件的副市長想著這個位子。
接下來就是夠條件的局長，又想著副市長的位置，
其他人又想著那個局長位置……
所以，這就叫官場候位癥。
跟銀行排隊取款一樣，排在前面的任何一個人，突然有事走了，大家都會依次前進一步。
所以，大家都盼著前面的人，突然有事。
聽完，我喝了一口茶，感到確實有點為難，那么多年的事，當時我還沒參加工作，更不認識鄉政府的人。想了想，便勸道：
“就算是打了個招呼，又沒簽意見，不管怎么問。就說沒打招呼。口說無憑，到哪里去查呢？”
凌老師說：“我這個不要臉的親戚，關進去就全部供了。老蕭就是為了這事去省城找當時的鄉黨委書記。這個人早就退了休，住在省城兒子家。
只要他做證，說老蕭沒有強迫他，這樣就好辦了。”
我急忙問：“那老書記肯擔擔子嗎？”
凌老師說：“就是去了一天，說要明天才回，我也不知道情況，急人呢。”
我安慰道：“只要沒簽字，堅決不承認，就是有人作證，也不能作為依據啊。”
凌老師說：“事情這么久了，老蕭也不記得簽不簽了字。”
我也沒有更多的辦法，只能找了幾句無用的話，安慰一番，然后才走。
回到宿舍，我坐在那兒發呆。
我估計，目前知道的人絕對不多。所以，不能去對門跟師父商量。
連蕭書記都特別注意這一點，到江左去都帶著秘書。
他可以隨便到哪個廳局走一圈，就算不找任何人，進去走一圈，秘書和司機就認為他去公事了。
然后，他可以放秘書和司機的假，說自己要辦點事。
司機和秘書就不會有任何懷疑——領導也是人，他有親戚，有朋友要走動。親戚朋友有車，給你們放假，不很正常嗎？
我擔心的是——他親戚寫了一個什么報告，然后來找當時的蕭市長。蕭市長在上面簽述一個意見，這個是個證據。
但是，只要意見簽得靈活點，蕭書記也就沒有問題。
比如：請酌情解決——這個完全沒有問題。我又沒有一定要你們解決。你們不遵守制度，是你們鄉黨委政府的問題。
又比如：請根據實際情況解決——這個就更沒有問題。你們不根據實際情況，是你們的責任。
怕就怕在上面簽上：“請予以解決。”
那么就有問題。這是用命令的語氣干預下級的決策——等于是下指令。不能解決，你們也要給他解決。
到底是什么情況，我也弄不清楚。
這時，我決定打個電話給蕭書記。
想了想，覺得貿然打電話也不妥。如果他身邊有第三人呢？只好先發了條短信：
“書記好，可以給您打個電話嗎？”
沒有反應。
我怕他沒有看到。
再重新發了一條。
過了十分鐘，還是沒有反應。
我原以為電影里的鏡頭是虛構的——比如奪戰之前，常凱新望了望地圖，總是從這頭踱到到那頭，又從那頭踱到這頭。
現在，我發現一點也沒虛構。
我也一樣，從客廳走到書房，又從書房走到客廳，不停地走。走得累了，就坐在沙發上，兩眼發呆，眼前空洞無物。
我的手機始終沒有響起，連短信提示音都沒有。
坐了快半個小時，我打了一個激凌，站起來對自己說：管它呢，先洗澡。
我找了一套衣服，走到衛生間，先洗澡。
我沒有關門，以便聽到桌子上的手機聲。
洗到一半，突然，手機鈴聲大作。
我扯了圍巾，來不及擦干身了，往身上一裹，跑了出來，一看是蕭書記打來的，立即半蹲，接通了電話。
“書記在江左？”
“嗯。”
“一個人在房間？”
“嗯。”
“晚飯后到您家打一轉，凌老師跟我說了一件事。”
我有意停下，讓他明白。
“你說。”
既然他明白了，我才說出三點建議。
“一是沒有簽述意見，只打了個電話的話，就是根本沒有這回事。
二是簽述的意見模棱兩可，那就是他們鄉黨委政府的責任。是他們做的主。
三是簽述了肯定性的意見，也不是大事，因為你親戚平時表現好，值得錄用。人是發展變化著的。他后來變壞，與你無關。”
蕭書記說：“嗯，你休息吧。”
我放下電話，才快步跑回衛生間。
水，嘩啦啦地從頂上首沖而下。
我想，幸而當時沒與表嫂合作，憑她那個人的德性，會步步逼進。賺點小錢，我就成了她的玩物。想怎么支配我就怎么支配。
又想，即使與旭哥合作，每年在領取分紅時，我也在那個結算表上簽了字，這個，明天一定要把他叫來，當面燒掉。
或者，干脆退股。
水，嘩啦啦地流，我站在下面，好像要把全身的污濁全部沖洗干凈似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