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后世的經(jīng)濟學概念里，有一句話叫做：貨幣的大放水，誰距離出水口近，誰就能接到更多。
寧波府如今，平頭百姓除了少部分人，或因村莊聚居的位置靠近新設官道，便于被征募打工，算是吃上了嘉靖五年新政的部分紅利外。
對絕大多數(shù)的寧波府百姓而言，嘉靖五年的上半年，他們的日子并不好過。
下沉市場的課稅局、加入者越來越多的寧波府風俗業(yè)行會等機構的設立，在為寧波府帶來更多門攤商稅的同時，卻也在實際上提高了整個寧波府市場經(jīng)營者的經(jīng)營成本。
老話常說：“買的永遠沒有賣的精?！?/p>
古今中外的商賈，在面臨新增的稅務成本時，做法往往出奇的統(tǒng)一：商品漲價！
從半掩門的勾欄，到街頭巷尾的小攤；從金碧輝煌的高檔餐廳，到販賣金銀珠寶的首飾鋪...
李斌實收的商稅越多，這次漲價的波及面便越廣，幅度便越大。
時至嘉靖五年三月，寧波府內(nèi)。
糧價已漲至石米八錢七分，若無意外，沖破九錢的大關，指日可待；余姚產(chǎn)的中白棉，原本八分銀一斤的出廠價沒變。
可等它到了寧波的棉布織坊后，卻陡然上浮至一錢銀一斤。
這就讓原本市場批發(fā)價，也就是這寧波棉布織坊的棉布出貨價，以松江標布為例，直接從二錢四分，暴漲至三錢。
價格直逼過去，品質(zhì)更高的商品布：江南細布。
同樣的道理，江南細布等價格更高的商品，也因稅務成本更高的緣故，漲幅更為劇烈。
這種大規(guī)模、大面積的市售商品價格暴漲。所影響到的人群，不只有寧波府的百姓生活。
更有大量的商人，也因棉布、絲綢的生產(chǎn)成本上漲，導致其所售產(chǎn)品在價格上失去了同湖州、松江、紹興等府出產(chǎn)布匹的競爭力，對外銷量開始走低。
受此影響，李斌在寧波府的風評，那也是越來越差...
有說這李斌，是嘴上無毛、辦事不牢的；有說李斌，心比天高、命比紙薄的：
明明連不惑之年都沒到，人都還沒活明白，就想學人家搞什么“大刀闊斧的革新”，純屬是不知自己有幾斤幾兩...
亦有些陰謀論調(diào)，說李斌如此“橫征暴斂”，再將錢財轉(zhuǎn)給如陸氏、楊氏等大族修橋筑路，其背后必然存在著利益輸送的關系...
這后一段輿論的來源，明顯到了李斌壓根不用派人查探的地步。
能知道陸、楊二族筑路所費來自哪里的人，除了本地士紳，再無他人。
只是，此時的李斌，卻沒功夫顧忌這些“細枝末節(jié)”。
府衙外的景象，頗有些類似后世的華夏工廠困局：
工廠的低工價，讓工人不滿意；可工資高了，又容易導致工廠的外流，集體搬遷至人力成本更低的東南亞等地。
在沒有新的，能夠承載如此多就業(yè)的新載體、新行業(yè)發(fā)展成熟前，貿(mào)然提升工價，反而可能“好心辦壞事”，導致大面積的失業(yè)。
同樣的道理，對現(xiàn)在的寧波府而言。
像過去那樣放任商稅的大量流失，會有什么后果，歷史上已經(jīng)勘明了；
可若是不放任這些商稅流失，讓商品利潤大量集中在江南商賈、士紳群體的手中，以至于形成明末那種：朝廷是窮鬼、百姓也是窮鬼，唯獨中間這波士紳、商賈富得流油的局面。
那又會導致眼前這種：寧波府加稅了，但其他州府卻沒有的尷尬局面。
若是不能趕緊解決成本上漲帶來的市場競爭劣勢，極度依賴府外出口貿(mào)易的寧波，必然會迎來經(jīng)濟的衰退。
以輕手工業(yè)為代表的核心產(chǎn)業(yè)衰退，所能帶來的諸如“雇工薪資下降、雇員減少、商賈破產(chǎn)、城內(nèi)失業(yè)群體增加、社會不穩(wěn)定性上升”等等負面影響。
絕不是單純搞些基建項目，提振那么個別行業(yè)的發(fā)展，所能平復與緩和的。
更加致命的是：單在一個寧波府實收商稅，就帶來了如此多的負面影響。